李梅田：魏晋南北朝墓葬中的弧壁砖室现象研究
| 内容提要： 弧壁砖室墓是魏晋南北朝墓葬中的特殊现象，可能与汉末乐浪墓葬有关。西晋时期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渐成为高等级墓葬的典型形制；南北朝时期弧壁砖室墓的发展南北方出现异途，东晋南朝仅在南京个别高等级墓葬中使用，而在北朝东部则被各代高等级墓葬普遍采用。北朝弧壁砖室现象滥觞于平城时期的北魏，可能经由三燕地区传入。其发展、传播与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可能是中原与乐浪、辽东地区士庶迁徙往来的结果。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墓葬 弧壁砖室墓 乐浪 墓葬的形制与结构是丧葬习俗在考古学上的直观反映，在绝大多数古代墓葬都被盗扰的情况下，它易于保持相对完整，所以成了研究墓葬文化传统的重要材料。魏晋南北朝墓葬总体来说是汉墓传统的延续，但已发生很多因丧葬制度引起的变化，如因薄葬引起的墓室数目、随葬品组合和装饰等方面的简化等。在魏晋南北朝墓葬的诸多变化中有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弧壁砖室，即砖砌墓壁呈弧形向外凸出，以往常被称作“弧方形墓”[1]。为适应墓壁的弧度而往往采用穹隆式墓顶，这是一种符合力学原理的设计，有助于承受较多的墓外土壤压力。这样的墓葬建造难度较大，但内部空间更宽敞，也更加坚固，因此常被高等级墓葬采用。弧壁砖室在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并未成为主流，但其形制演变、分布状态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文化关系密切。目前学术界对这种在文化上极具典型意义的墓葬形制鲜有系统的论述。王培新先生在整理乐浪墓葬材料时讨论了乐浪弧壁砖室墓与中国内地墓葬的关系[2]，但对这种特殊形制墓葬的发展、流布及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关系未作更多的讨论。本文拟对魏晋南北朝弧壁砖室墓资料作一简单整理，讨论这种现象的兴起、发展及所涉文化传播等问题。 一 汉末：弧壁砖室墓的兴起 自西汉中期中原地区出现竖穴木槨墓向砖室墓的转变后，砖室墓就成为延续时间最长的主流墓葬形制，大部分为平直墓壁、券顶、单室或多室结构，但在个别时期和地区出现了特殊的墓壁弧形外凸现象，一般采用穹隆式墓顶。 王培新针对乐浪墓葬中广为流行的弧壁砖室墓，详细讨论了它的起源问题，认为它出现于东汉末期，流行于汉末公孙氏割据势力范围，即西北朝鲜（乐浪地区）、辽东和山东半岛北部地区[3]。他对这三个地区的弧壁砖室墓作了详细比较，认为无论单室墓还是前后二室墓（有的带侧室）的形制，三地都保持了同步发展。 以乐浪砖室墓为例，单室墓的演变规律是由方形向长方形发展，四壁弧形向两侧壁弧形发展；二室墓的演变规律是前室规模逐渐缩小，后室由纵长方形向方形发展（图一）。与乐浪弧壁砖室墓形制相似的墓葬在辽东和山东地区有旅顺南山里M6、大连前牧城驿M802、瓦房店马圈子汉魏晋墓地M2、山东福山东留公村汉墓、潍坊后埠下墓地M14等[4]。  弧壁砖室墓在乐浪、辽东和山东地区出现的时间很难区分早晚，王培新认为它源自辽东，由于汉末公孙氏势力的扩张而带到了山东半岛和乐浪地区，但并未详细说明理由。事实上，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制在三地的流行情况是有差别的。据王培新的统计[5]，乐浪地区自20 世纪初期发现墓葬以来，共发现砖室墓近2000 座，已发表的汉末以后砖室墓几乎都采取了弧壁、穹隆顶的形制，显然是该地的主流墓葬形制，而在辽东和山东发现的同时期墓葬绝大多数是直壁砖室墓或石室墓，弧壁砖室墓所占比例很小，并非墓葬的主流形制。因此，尽管乐浪墓葬的其他传统（如木槨墓、随葬品、墓砖图案等）大多来自中国内地，但也不能排除个别现象（如弧壁砖室）在本地滋生发展起来，并传入辽东和内地的可能。 文化的传播是人群流动的结果，乐浪地区在乐浪设郡之前和之后都与中国内地保持着频繁的人员往来。 秦末动乱时，内地流民大量涌入朝鲜半岛北部，朝鲜王侯准设地安置燕、齐、赵流民。“及秦并天下……二十余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6]。 汉初发生七国之乱，又发生了新的一波移民朝鲜半岛浪潮。“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乱者数万口”[7]。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置乐浪四郡之后，理应有更多的中原士庶移居朝鲜半岛；东汉末年，辽东郡守公孙度父子割据辽东及乐浪地区，社会一度相对安定、繁荣，而中原地区战乱频仍，于是乐浪成为中原士庶的理想避乱之地。其中包括很多中原大族，如汉末“（王）烈，字彦方，太原人也。……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 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自秽，得免。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终于辽东，年七十八。”[8] 中原士庶流寓之地并不仅限于辽东，也可能遍及朝鲜半岛各地，“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9]。 秦汉时期移民辽东和朝鲜半岛的中原士庶中有很多中原著姓大族，西汉初年的琅琊人王仲家族即其一例。汉初，王仲为避诸吕之乱而东奔乐浪山中。“王景，字仲通，乐浪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琊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闳，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闳独让爵，帝奇而征之，道病卒。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沉多技艺”[10]。王仲家族经过数代经营，已成为乐浪地区较有影响的家族，王景之父王闳在东汉初年任郡三老，他们的籍贯甚至也改为“乐浪”。东汉明帝时，中原社会复归安定，王景率家族回归，受到朝廷重用，主持了修筑浚仪渠、治理汴河等大型水利工程。 因此，秦汉时期中国内地与乐浪地区的交往是较为频繁的，既有为避乱而出走乐浪者，也有因中原社会复归安定而回归者，其中不乏中原大族。他们既能将中原传统文化带入乐浪，也可能将个别文化现象带入中原。从弧壁砖室墓在乐浪地区的流行程度看，它很可能是一种兴起于乐浪的墓葬形制。 二 西晋：弧壁砖室墓的扩散 尽管弧壁砖室墓在汉末至曹魏初年主要局限于乐浪、辽东、山东地区，但到西晋时期，分布范围有明显扩大的趋势。大致以山东半岛为中心，向中原和长江流域扩散。发现此类墓葬的地点明显增多，山东、河南、江苏、湖南等地都有发现，如：山东诸城M1、M2 前、后室墓壁均略外弧，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前室较小，后室弧长方形[11] ；此外还有王培新列举的山东潍坊后埠下M100、M14 等[12]。 南方的三吴地区（吴、吴兴和会稽三郡）似乎率先接受了这种北方传来的新式墓制，西晋出现了弧壁的前后二室墓和单室墓，如江苏宜兴发现的周氏家族墓，年代从西晋元康七年（297 年）一直延续到建兴四年（316 年），很好地反映了墓葬形制变化的过程 [13（] 图二）。这种弧壁砖室墓到东晋时期才传到南京，被高等级墓葬使用。 湖南常德元康四年（294 年）墓[14]、长沙永宁二年（302 年）墓[15] 都是弧壁单室墓，另一座长沙发现的弧壁前后二室墓也可能是一座西晋墓葬[16]（图三）。到东晋时期，湖南地区的弧壁砖室墓也与三吴地区一样已极为罕见，多变为直壁形制。 中原地区西晋时期的弧壁砖室墓有单室墓和前后二室墓，前者如洛阳元康九年（299年）徐美人墓[17]、巩义仓西M40[18]、新安县晋墓[19] ；后者一般为前室方形、后室长方形的结构，如洛阳58LSM3088[20]、郑州南门外晋墓[21]、巩县石家庄M11[22] 等。尽管弧壁砖室墓数量较多，但远未成为中原西晋墓葬的主流，如1957 年发表的洛阳城西54座西晋墓中，仅有一座是弧壁砖室（元康九年徐美人墓）[23]，而且墓壁的弧度一般较小。 北京地区发现的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墓道偏于一侧，不与墓壁平齐，墓壁略呈外弧形[24]。但除此之外的北京其他西晋墓仍以所谓“刀形墓”为主，无论单室、双室或三室都有一道墓壁与甬道的一壁处于同一直线上，这类墓葬的规模都不大，墓壁都较平直，如北京顺义大营村西晋墓[25]。 以上各地发现的西晋弧壁砖室墓在规模上似乎高于当地的直壁形墓，结构较为复杂，可能因墓主身份较高，如洛阳徐美人墓、宜兴周氏家族墓等。与前一阶段的弧壁砖室墓相比，三吴和湖南地区的墓葬形制与山东地区非常接近，可能因三吴地区的地主豪族率先接受了这种来自北方的新墓制，而辗转传入湖南地区；北京的幽州刺史王浚之妻华芳墓可能受到了辽东墓葬的影响[26]，而洛阳西晋弧壁墓的弧度普遍较轻，所占比例极小，可能仅是弧壁砖室形制的波及之地。 三 南北朝：弧壁砖室墓的发展异途 西晋以后的弧壁砖室墓在南北方的发展大不相同，既有形制上的，也有流行程度上的区别。 南方的东晋南朝墓绝大多数采取了直壁墓室，以长方形单室券顶为主要形制，即所谓“凸字形墓”。仅在南京地区发现了少数弧壁砖室墓，多为规模较大、建造精致的墓葬，大多采取穹隆顶，有的还在封门两侧、四壁外围砌有辅墙，这些作法可能都是因墓葬规模较大而加固墓室的措施。南京象山大墓就是一座典型的弧壁砖室大墓（�**模?27]。 在南京以外地区，弧壁砖室墓趋于消失，如西晋时期大墓众多的三吴地区不再出现代表高等级的弧壁砖室墓。在整个东晋时期，南京以外的长江下游地区只发现了几座弧壁砖室墓，如溧阳果园东晋墓[28]、吴县何山东晋墓[29]、无锡赤墩里东晋墓[30]、马鞍山上湖村东晋墓（M1、M2）[31] 等，墓葬的规模也比前一阶段的三吴墓葬要小得多。这些墓葬的墓主可能是当地豪族。晋室南渡之后，建康以外以弧壁砖室墓为代表的大型墓的消失，可能与当地豪族为了调和与南迁皇族的矛盾而刻意保持低调有关[32]…… 全文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七期，第22 33页。 注释： [1] 考古报告和论文中对这种墓葬形制的称呼较为混乱，所谓“弧方形”、“弧长方形”、“弧形外凸”、“腰鼓形”、“葫芦形”等大致都指此类形制。唐宋辽金时期流行的南方葫芦形墓和北方圆形墓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2] 王培新：《乐浪文化 以墓葬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3] 同[2]，第114 页。 [4] 同[2]，第111 － 113 页。 [5] 同[2]，第12 页。 [6] 《三国志》卷三○《魏书· 乌桓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 年，第850 页。 [7]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 年，第2817 页。 [8]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 王烈》，第2696 － 2697 页。 [9] 《三国志》卷三○《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第 851 页。 [10]《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王景传》，第2464 页。 [11] 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 年第12 期。 [12] 同[2]，第112 － 113 页，图五○、五二。 [13] 华东文物工作队清理小组：《江苏宜兴周墓墩古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8 期；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 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 年第2 期。 [14]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南常德西郊古墓葬群清理小结》，《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5 期。 [15][16]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第3 期。 [17]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第1 期。 [1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巩义仓西战国汉晋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3期。 [1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县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 年第1 期。 [20]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晋墓的发掘》，《考古》1959 年第11 期。 [2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河南郑州晋墓发掘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 [2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巩县石家庄古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63 年第2 期。 [2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第1 期。 [24]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 年第12 期。 [25]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 第10 期。 [26] 西晋时期的幽州与辽东、乐浪联系甚为紧密，幽州刺史王浚在西晋末的“八王之乱”中结交鲜卑，自保于幽州，但不久在永嘉之乱中被石勒斩杀于襄国。其子孙为避难，于建兴元年（313 年）流寓乐浪。 [27]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 号、6 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 年第11 期。 [28] 南京博物院：《江苏溧阳果园东晋墓》，《考古》1973 年第4 期。 [29]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何山东晋墓》，《考古》1987 年第3 期。 [30] 无锡博物馆：《无锡赤墩里东晋墓》，《考古》1985 年第11 期。 [31]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物馆：《安徽省马鞍山上湖村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0 年第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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