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9日下午3:00-5:00，人大青年史学工作坊在人文楼三楼会议室举办第九次活动。其主题为“城市史的风景”，主要演讲人为包伟民教授，对谈人王静与侯深老师。本次活动由刘未老师主持，吸引了包括历史系、清史所、考古系近二十位老师与研究生参加。

    包伟民老师首先从选题、取向、结论、心得与评估五个方面介绍了其新著《宋代城市研究》。在选题中，包老师谈到之所以会选择城市史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一方面在于自己对城市史长期怀有兴趣，另一方面在于他始终试图尝试新鲜的课题。他指出应用与兴趣是史学研究的两种推动力，青年教师需要从课题申请的固有框架中跳出，将自身的研究兴趣与课题申请相结合。

     在研究取向中，包老师强调，此课题的研究视角是一种逆向的多维的视角，是对中古城市史研究的加藤范式，一种线性的“发展“思维的质疑。包老师回溯了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历程，指出从上世界30年代加藤本人的“坊墙倒塌”到70年代伊懋可所提出的“宋代经济革命说”，再到80年代的城市溢出说，直到2000年宁欣封闭坊市到开放街市的论点，都是伊藤范式的解读与延伸。包老师本人则呼吁走出“梦华”，接受宋代研究材料不足的现实，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审慎的判断，重新思考宋代城市发展可能存在的各种制约因素。

    此后，包老师谈到了《宋代城市研究》一书的结论，特别指出他不欲建立新范式，不愿冒将复杂历史简单化的风险。书中有两处为其最得意处，第一是对城市人口的再读。包老师指出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讨论城乡人口比例是无意义的，然而他从史料中存在的城市人口意象入手，得以解读宋代城市的层次。第二是在对城市文化的分析中，针对以往所言商业文化兴起的论点，他以文化霸权为解读工具，指出由于宋代政府掌握的资源进一步扩大，对社会的控制愈趋强化，因此城市文化的主流仍是“士大夫”文化。

    在谈到心得时，包老师指出任何一个课题，但凡沉下去，总有拓展的空间。宋代城市史亦如此。唐宋城市研究长期是为加藤范式添砖加瓦，而无新意。因此，跳出加藤范式，这一方向便大有可为之处。而更加仔细和谨慎地阅读文献，永远是研究的起点。

    最后，包老师对宋代的城市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评价，认为跳跃性发展存在，但是没有结构性变化，无法称之为革命，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州县城市进行更加全面的管理与控制。其次，农业经济的发展，各级行政城市同时具有作为商品交换中心的经济功能，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经济层级同行政层级相应。再次，城市日益形成一种同乡村不同的生活方式，自宋代始，乡村富人开始移居城市，形成新的市井文化。最后，唐末到两宋形成帝制后期城镇的基本格局。宋以后，大城市受到传统技术的限制，不再扩张，因此，此后主要在于小城镇的发展。

    王静老师在发言中谈到她尤为欣赏《宋代城市研究》中对朝代之间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延续性的强调。侯深老师则特别青睐此书对于影响城市发展制约因素的关注，认为对线性发展思维的质疑可以将我们引入更为宽广的思考视角，特别是环境史同城市史之间的联系。

     此后，刘后滨、李全德、刘未、姜萌、胡恒分别就城乡生活方式、唐宋“变革”抑或“转折”，城市形态与城市考古复原图对史学研究的意义，城市史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城”“镇”概念等问题同包老师以及其他老师进行了探讨。此外，与会者还讨论了关于中国中古城市与欧洲中世纪城市是否具有可比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