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生态史研究中心 历史的生态学畅想
唐纳德·沃斯特 著
 侯深 译

 在这个春天，某种怪诞的宁静笼罩着全世界的城镇，各国政府要求其公民宅在家中，避免不必要的旅行，远离大型聚会。比之平日，城市街道、乡村高速、锃亮的机场、新一代高铁显得空空荡荡，因为它们正是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或称SARS-Cov2）从一个大洲向另一个大洲，从一个受害人向另一个受害人传播的可怖通道。

2020年4月3日，青岛市公园内，一位女士在欣赏春花
侯深摄

 
据报道，其他动植物开始回归我们的城市，它们的吟唱与鸣叫为城市带来不寻常的声响。大雁、啄木鸟、天鹅的喧腾来自那些经历了物种大浩劫后坚韧而适应性强大的孑遗。它们代表着那些幸存者，然而它们不能被视为星球恢复的象征。那个恢复的过程可能需要千百年，甚至百万年。与之相比，工业文明却不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重返生机。

 1962年，生物学家、作家蕾切尔·卡森以“一个明日寓言”开启其震惊世界的大作  《寂静的春天》。在寓言中的未来，当“神秘的疾病扫荡鸡群；牛羊罹疾、死去。处处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某些邪恶的魔咒”择定了我们的社区。导致卡森想象中的寂静的原因是杀虫剂，如滴滴涕，被毫无节制地喷洒在田间草坪，以消灭威胁农业生产的害虫与害兽。全力发展生产被视为养活激增人口，为公司与农场主盈利的必需。而今，60年过去，美国不再使用滴滴涕，但是大量替代品仍然在四处喷洒。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很多地方仍在使用原来的杀虫毒药对抗害虫、控制疾病。例如，中国在去年生产了4500吨滴滴涕消灭虱子、螨虫。在全世界，每年在土地上施用的化学农药总量超过250万吨。这场毒雨远比卡森所能想象的大得多，而它持续破坏着这个行星的生态。

Rachel Louise Carson (1907–1964)

 
同样超乎卡森之预见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新寂静。如前文所言，它源自工业文明惯常的尖嘶、咆哮与轰鸣的暂停。这一次，其原因不再是一种化学农药，而是某种危险的病毒，自其早先演化的“低级动物”开始，一路跳上人类之身。当我撰写此文时，全世界确诊新型冠状肺炎人数已过百万  而这仅仅开始于四个月前。我们可能需要等待数年，方有可用的疫苗抵挡病毒。因此，这场席卷我们的城市与乡村的寂静可能成为一场令人耳聋声闭的寂静  一场终止所有理性思考的寂静。

 论及非理性，有些人呼吁的竟只是对那些负罪的动物进行生态灭杀，一如他们曾经视昆虫为大敌，将氯化烃和有机磷酸酯变为武器。杀死日本甲虫！消灭俄国蓟草。今日，人们疾呼灭杀所有的蝙蝠。清除世界上的病毒与细菌。用漂白液、洗手液与疫苗涤荡这个地球。拯救文明于危险而失控的自然。

“DDT对我有好处！”
DDT产品登在1947年7月30日《时代》杂志上的彩色广告

 
当人们开始恐慌，呐喊复仇时，噪音不绝于耳。我们处于战斗的情绪，而自然再次成为这场战斗的对象。非人类世界遭受责难，不仅因为眼下的这一波疫情，也因为在贸易、生产、交通、工作、货币、股价、教育、移民、医院，以及气候与生物多样性的会议中发生的激变。最终，当第一波恐慌开始消退，我们或可开始思考这场大疫因何发生。

 “不是巫术，也不是敌人的行动令新生命的重生一片寂静，”卡森在其关于永未到来的春天的寓言之结尾处写道：“这完全是人们自己的作为。” 她并未将农药导致的死亡完全归咎于贪婪的资本家或者国外武装力量的阴谋。无论贫富、男女，甚至初生的婴儿，各类人在其中都扮演着某种角色。他们都是历史上人口爆炸的一部分，为了养活自身，他们需要更多的食物与纤维。而后，他们加入了消灭昆虫与真菌的战争，这场战争有着某些高贵的动机，但是，虽然并非有意而为，它最终在毁灭生命之网中结束。

 消费者为了驱动农业生产达到新高而威胁其自身健康以及地球行星的健康。（卡森将癌症以及其他现代疾病患病率的上升同新兴的杀虫剂相联系。）所以，其终极原因并不仅是经济与技术权力的集中；而是一种更为深刻而广阔的征服自然的文化驱动力。虽然，的确是某些强大的农业资本带动了新型农业化学药品的创造，他们“对其所贸然干预的宽广力量无丝毫谦逊”，但是普通人同样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千百万人要么兴高采烈地购买、使用那些化学药剂，要么支持它们的使用。对自然的掌控是普遍追寻的目标，而混乱往往是他们的最终所得。

 当下的大疫同样如此。再一次，基本上是我们所有人  包括所有那些默默无名的善良的普通人  令这个世界患病。再一次，这是我们自己的作为。然而，媒体任由族群还原论者鼓噪，将所有的罪责归于少数人。他们仅仅担忧现代充裕的分配，而非其生产方式；仅仅担忧人类的安全，而非我们对地球所造成的破坏。这个世界上多有超级民族主义者，美国如此，中国也如此，这些人希望将病毒归罪于那些同他们竞争权力与财富，潜入他们的城市的外国人。然而这并非真实的故事，因为COVID-19仅是漫长的一系列震撼世界的流行病中最新的一种，如此一波又一波的传染病，在其根源或近其根源处，有着世界上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

 以公元6世纪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为例，此疫杀死了近半欧亚大陆和北非人口。在当时，疫情爆发的零场地是君士坦丁堡，该城遭受携带鼠疫杆菌的啮齿类动物的感染（同样也是此菌造成了14世纪杀死1/3欧洲人的黑死病）。这些“瘟疫”的爆发可能起源于中亚或者印度北部，从彼处，那些微小的、单细胞微生物在不经意间为沙漠商队或商船携带，循丝绸之路或者穿越黑海、印度洋、地中海，一路西进。类似的病原在1918年的恐怖中被重复，彼时，H1N1病毒（被误称为西班牙流感）很有可能从美国传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和更远的地方，统共杀死了5000万人。最近，一轮全新的流行病从多城源头扩散：欧洲（马尔堡病毒）、非洲（埃博拉、艾滋）、拉美（塞卡、登革热）、北美（汉坦病毒）、亚洲（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显然，在这些疫病之后，并没有某一个“邪恶之国”或者“邪恶阶级”。更明智的问题是去探究所有这些疫病之后究竟有何共同因素。

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惨状

 
一般而言，流行病开始于人类同动物的关系出现扭曲的时候。某些研究认为在75%的流行病中，动物与人的关系占据核心位置。因此，讨论新型冠状肺炎，我们的视野必须超越城市、工厂、医院，看到大部分动物生存的地方  野生森林、草原、沼泽与河谷，或者（现在更有可能的）大小不等的农场，包括那些被称为饲养场之类的禁闭动物的设施。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乡村的环境中发生的生态剧变都会导致动物患病，也正是那些罹病的动物令人类生病，即使我们从未接触甚至见过它们。患病的动物并非敌人，它们同我们一样都是受害者，都只是替罪羊罢了。正因为如此，灭杀所有的蝙蝠，那些在很多情况下被诅咒的看似不祥的生灵，既对蝙蝠不公平，也不会令我们更加健康；更有可能的是，由于增加了生态混乱，情况会变得更糟。

 越来越多研究疾病爆发的生物学家发现，流行病往往尾随生态关系的动荡到来，他们指出人类是主要的干扰力量。[i]我们改变动物的栖息地，打乱它们生存秩序，从而导致它们患病。当人们将一个野生的生态系统转变为一种较为简化的农业秩序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的物种重复万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行为，但是与从前相比，我们更加激进，因为我们有如此之多的人口需要养活。复杂的相互制衡关系被瓦解。地方多样性被压抑或者丧失。病毒繁殖、扩散、屠戮。

 [i]在大量撰写关于疾病的生态与演化史的科学家中，我特别推荐伦敦大学学院的凯特·琼斯（Kate Jones）的著作。它们包括《生物多样性对传染性疾病的出现与传播的影响》（与Felicia Keesing等合著），《自然》杂志第468卷（2010年12月2日）：第647-52页；《新兴传染性疾病的全球趋势》，《自然》杂志第451卷（2008年12月21日）：第990页。同时参见Jason R. Rohr等著：《新兴人类传染性疾病及其同全球食物生产之联系》，《自然可持续性》（Nature Sustainability）第2卷（2019年）：第445-46页；及David W. Redding等著：《环境与社会经济因素对非洲埃博拉的出现以及传染危险的影响》，《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第10卷（2019）：第4531页、当然，还有大卫·奎曼（David Quammen）：《致命接触：大型传染病探秘之旅》，刘颖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此种生态简单化过程的发生远早于地球上的动植物驯化。当狩猎者与采集者时不时地由于过度猎杀而消灭过多的物种或者严重减少他们的猎物时，他们会扰乱自然的平衡。其结果是幸存者需承担沉重的压力，它们的繁殖出现问题，变得更易受细菌与病毒的感染。环境中曾经相对无害的微生物，开始产生新的突变体，在从前，这些变体无法生存，然而现在，如同那些在香甜的花丛中嗡嗡飞舞的蜜蜂一般，它们的数量爆炸。

 病毒通过将自身附着于宿主的细胞，注入自己的DNA进行繁殖。如此行为给宿主带来压力。宿主动物在其栖息的环境变化中已经不堪重负，现在则因为这些陌生的新寄生物的繁殖及其对宿主的生存机能带来的冲击，而变得更加脆弱。它们生病、死亡。当个体们纷纷死亡，整个物种也有可能消失，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变得四分五裂。自然中富于侵略性的有机物肆意蔓延，罕遇抵抗。

 一般而言，比之人类猎手，气候变化或构造运动是更为强大的扰乱者，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伴随文化演化而来的是农业，后者加剧了生态系统的混乱，其影响有如铺路时，沥青对于土壤的影响。农业是选择与摈弃物种的过程，这个过程产生的影响时而温和、克制，时而剧烈、暴力。无论在两极的哪一段，选择者都是寻求安全食物供给的一个单一物种的单一种群，而其驱动力往往在于自身的人口激增。如同一种超级病毒，人类农夫变异其方式，竭尽所能地向更远方扩散。被他们所青睐的物种，那些他们决定呵护培育从而保障其充裕的动物和植物，与其野生状态相比，可能会变得更易染病。农业的历史充斥着传染病，而它们所侵害并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物种。

 生态简单化迫使各种微生物，无论旧有的还是新生的，集中于少量受青睐的物种，成为驯化的家畜、家禽，或者粮食作物的寄生物，侵入牛群、骆驼、鸡群，或者小麦、大麦、豌豆。农夫们无意中创造了传染病。农业伊始，便一直是打破平衡的因素，这是一个单一的、自我造就的超级病毒如智人的发明，以之供给其自身及其同类。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个打破平衡的过程如此缓慢、渐进，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个人，甚至整个村庄，可以窥见其全貌。他们所见，所恐惧的仅止于匮乏的威胁。令地球产出更多的食物被视为拯救婴儿与文明的必须。即使在今日，农业仍是造成地球上生物多样性减少、物种灭绝的最重要原因，它将泛泛而生的古老而相对无害的病毒，转变为在一个愈趋狭窄的生物波谱上致命的专门病毒。最终，这些专门病毒不仅在谷仓中，也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到供给其生存的最佳来源。正因为有如此之多的我们，新型冠状病毒得以传播并附着于我们。蝙蝠的吸引力颇不足观。

 虽然农业最初应需而生，但它是包括文字、国家、城市在内的文明的本质性基础。现代工业化将自身建筑于农夫的脊梁上，没有后者的食物供给，它无法存续。在过去的数千年间，当农业定居点开始在彼此间进行贸易，他们将病毒性变异体从其自自身千疮百孔的生态系统扩散至其他地方，而那些地方往往位于前者地方知识难以抵达的所在。也正因为如此，农夫们对世界的理解永远无法完全充分。

 毫无疑问，在农业、城市或者贸易出现之前，同样有疾病的传播，因为野性的、不羁的自然从来不是一组完美稳定的生物关系。比生命更为古老的无机力量重复不断地造成生态系统的断裂和物种的死亡。但是，生态系统的总体趋势是缓和那些无机的干扰，平衡包括细胞和病毒在内的所有有机物的数量，阻止其中任何一种成为失控的主宰。但是通过农业的传播，人类成为新的干扰力量，反讽的是，它在一方面为人类带来食物供给上的安全，但是另一方面，令他们的健康变得更不稳定。与我们四处觅食的先祖相比，我们更易受到疾病的困扰，虽然在最近的数个世纪，现代医学改善了我们生存的几率。

时代广场第42街纽约曼哈顿第7大道的纽约地铁入口

 
疾病的出现从未休止，因此我们被迫不断做出妥协。我们追寻农业的发展（最近的例子是绿色革命），直至当下，除了南极之外的每一个大洲都处于其统辖之下，食物的充裕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迄今为止，对我们的物种而言，这样的策略颇为有效；如今，我们的数量接近80亿，大部分人吃饱穿暖，精神抖擞。因为有着高效率的食物系统的支撑，我们中过半的人口现在能够居住在小镇、城市、巨型城市当中。即使数波新型冠状肺炎杀死百万人口甚至更多，它并不会令我们的人口减少太多。在一两年间，我们就可以补足损失，重新填满地球。但是这样的历史妥协要求我们为之付出某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代价。它势必造成严重的不公正与次生破坏，而你或者我都可能很快成为失败者中的一员。

 然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缺乏理解传染病史的必要科普教育  达尔文革命，它赋予我们令人叹为观止的新知识，藉此，我们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深沉地解释我们在地球上的历史。但是，甚至在今日，无知或者文化抵抗影响着我们的许多公民，包括某些大学教授、企业家，甚至公共健康专家。他们根本无法学会在达尔文式语境下思考，因此，他们注定会重复那些不断发生的，造成所有死亡的终极原因。

 以下是我们必须叩问的关于冠状病毒的演化与生态史的问题。它究竟自何处发生？我们需要讨论具体的地方，其目的并非是向某些人追责，而是去理解一个星球性的挑战。我们需要了解具体涉及的物种（即何种变异的有机物生存于何种蝙蝠当中）以及它们的栖息地状况。我们需要理解在如此之多不同的地方一直经历的生态系统变化。

 我们需要询问，气候变化与土地使用的变化，对生活在那个地方的物种多样性有着何样的影响。人类是否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挤入那个地方，捕猎“野味”或者扩张农业？而后，彼处的物种或数量多样性是否减少？在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中，那些病毒携带者如本地的蝙蝠（或者蛇、穿山甲，或竹鼠）是否需要为寻找供给它们自己和蝙蝠宝宝的食物而挣扎？人类的人口统计又如何？本地的人口增长与国际增长和市场为原本隔绝的不同地方带来何样的影响？

红尾鹰在美国的一个机场
美国农业部，2015

 
那些生活在感染源头的地方的动物们是否经历过干扰和紧张的时期？如果是，就其生理与精神状态，我们能够获取什么样的数据？它们何时开始比正常情况下更易患病，何时开始在它们的体内携带越来越多的病原体？那些出现的病毒变异体是否是那些很好地适应了变化的环境的种类？

 那些生病的动物和它们负担的微生物如何一路进入如武汉、米兰，或者纽约这样的城市？一旦到达彼处，它们又如何与那些被迫在有限狭隘的空间中生存的其他动物，无论是驯化的还是野生的，相混合？它们满是病毒和细菌的粪便又是如何与其他动物的排泄物相混合？它们为何离开它们自己原有的栖息地？对它们的食用开发是否出于真正的饥饿之苦，抑或，它们是因为食用“野味”或者服用“野生药物”以增进健康和生殖力的城市新“传统”而被带入城市？

 为何当下的冠状病毒如此之快地传播给人类？这是否是因为我们，与数十年前相比，也同样被挤压在过于狭窄的空间中，而与此同时，我们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地享受着跨越大洲与纵贯星球的行动自由？

疫情笼罩下，中国农历新年以及相关的经济放缓，空中传播的二氧化氮数量有所下降。
约书亚·史蒂文斯，2020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知道如何恢复自然的平衡？我们如何阻止如人为气候变化之类的新生的打乱平衡的力量，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一种对历史更好的理解，贯穿科学生态学与演化论的历史理解，如何帮助我们打造为自身生存计更好的策略？新型冠状肺炎呈现的核心挑战是我们人类是否可以，或者愿意，恢复并且守护健康，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健康，也是整个星球的健康。如果我们仅仅关注我们自身生命与经济的安全，在维护无论是这个行星还是我们自身的健康的道路上，我们将一再失败。

 承担更大、更广阔的责任需要我们将一个最深刻的真理植入我们的头颅之中：我们人类同样是动物。我们对我们生物伙伴的所作所为，正是我们对自身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作为一旦反弹，将在我们的肺叶或者肝脏击中我们。对我们自身在制造传染病的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负责，也要求免除非人类力量的责任。是的，的确是病毒或者细菌成为死亡的可怖推手，但是它们并不能被归为某种邪恶或者被判处某种罪行。病毒既非植物亦非动物，它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原始的非细胞有机物，其诞生可以上溯至这个行星的生命起源。其天性不过是如寄生物般生存。它对罪恶一无所知。

地球之夜，NASA，2012

 
让我们也承认我们人类同样是一种病毒。我们也同样成为地球上的传染病。病毒们“想要的”只有一件事：找到宿主，附着并成长，繁殖、扩散、增益数量。这同人类之所为、所要区别何在？我们希望繁殖、增加我们的数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确成为他者的寄生物。我们通过基因变异而出现，奇妙的是，我们生存下来，向所有大洲扩散，寻找充足的“宿主”，迫使它们支持我们繁殖的动力。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生物性，我们发现自身是我们的悲剧的建筑师。

 这是蕾切尔·卡森在生态学时代的拂晓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只有当这个生命行星是安全而健康的时候，我们人类方可安全而健康。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聪明看到这一事实，并且有足够的决心为之而行动？我们是否能够在拥有智慧的同时，保持谦逊？我们同时需要这两种品质，以创造不同于其他的文明，一个学会如何生态地思考的文明。

 唐纳德·沃斯特教授应《中华读书报》之约，撰写此文。原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4月29日之第13版，感谢作者与《中华读书报》授权。英文原文以虚拟展览形式发表于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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