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1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希老师来到“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的课堂，带来了一场题为《美国史研究与美利坚民族意识的铸造》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夏明方老师主持，侯深老师担任评议人。

 
    在开场白中，王希老师介绍了他选择这样一个主题的缘起。年初他在参加AHA（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时，对会上学者们提出的“历史学家要不要参与现实政治的讨论”的议题印象深刻。时值美国大选刚刚结束，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王老师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史的研究一直强调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试图帮助美国学生培养一种对多元化的欣赏态度，然而此次大选却反映了美国社会在价值观方面的极度分裂。于是，他想到了要报告这样一个题目，对美国的美国史学科的发展和变化做一个梳理，看一看美国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究竟在哪里，在美国历史上现实政治又是如何影响历史学家的研究与写作的。

    王老师说，美国一方面是一个“新国家”，即便从殖民地算起，也不过400多年的历史，但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老国家”  最老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美国的国家发展进程中包含着“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和“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这两个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侧面。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有它的特殊之处，即所有新移民都有一个“变成”（becoming）美国人的过程。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要成为美国人，这给美国历史研究与写作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制造公民”（citizen-making），即将不同的人凝聚在一起，建立国家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国家认同没有建立起来，历史学家就是失职的，但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认同感，则是有争议的问题。美国史研究是不是有意识地去与“民族建构”的过程发生关系呢？王希老师引用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曾经引用过的一句英国老话：“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则是当前的历史”来说明他的一个观察。他认为，同所有国家的历史学家一样，美国历史学家也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去研究历史问题，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供未来参考，并建立可供美利坚人分享的“民族意识”，他们的写作与“民族意识”的建构有时是一种“显性”追求，但大多数时是一种“隐形”追求。 

    接下来，王希老师如数家珍地叙述了美国史的发展脉络，并重点讨论了美国史学史中几个主要学派的特点及形成的原因。最早的美国史是参与过美国革命的一代人来写作的，建国之后一群“业余”历史学家开始书写“国家史”，但他们的写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带有强烈的地域、政党偏向的色彩。1870年代美国开始向欧洲（尤其向德国）学习，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来对待，开启了以追求“事实”和“客观性”为主的专业化史学写作和人才训练，这个“史学研究专业化”的过程长达一个世纪，其中包括建立研究型大学、组织专业社团、出版专业期刊、完善学术规范等进程。新的学术流派开始生长，并与美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相呼应，形成此起彼伏、相互竞争之势。譬如1880年代和1890年代，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重新讨论内战史和美国革命史，分别出现了“和解学派”（Reconciliationist）和“帝国学派”（Imperial School），对内战和美国革命的起因做了新的解释。到了1890年代，在来自西部的历史学家特纳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将关注点放在美国西部及其开创进程之上，，开创了影响巨大的“边疆学派”（Frontier School）。20世纪初，在“进步主义”改革的呼应之中，强调美国历史充满各种冲突的“进步学派”（Progressive Historians）应运而生，其中以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等为代表，强调推动美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不同经济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新的解释框架曾引领研究潮流达数十年，但在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受到挑战。新一代历史学家们（其中包括“进步学派”学者的学生们）开始批评前人过于强调冲突、忽视了美国历史上存在许多可为不同党派的人分享的共同价值观，这就形成了后来的“共识学派”（Consensus School），其代表人物是著名的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等。但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兴起和欧洲史学思想（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研究）的引入，推动了美国历史学界的又一次“转型”。历史学家从研究奴隶制、种族、族裔问题出发，开始大量关注普通人和基层社区的历史，“新社会史”成为研究的主流。在新的研究中，历史学家重新思考美国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思想的根源，为被“共识学派”批评过的废奴主义者平反；将眼光转向了日常生活，关注黑人、妇女、被传统史学研究无视或边缘化等主题。“新社会史”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逐渐与“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融合，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碎片化”的倾向，出现了大量精致的个案研究，但却无法形成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国家叙事”（national narrative），这种情形引起了史学界内部的一些恐慌和焦虑。埃里克·方纳等历史学家开始尝试写一种主题性的综合历史，譬如将美国历史中不同阶段、不同人群对“自由”的的不同解释等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叙事中来，企图建构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多元互动的“竞争性”美国史观。 

    在谈到当前美国史研究的趋势时，王老师介绍了近年来美国史研究中出现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趋势。他认为，这是面临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时，美国历史学家对传统的“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范式所做的一种反思，是一种对”美国例外论”的深刻检讨，也是为了探索新的书写美国历史的可能。这种努力早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1992年，《美国史研究》（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为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提出了3个方向：将外国学者引入美国史研究的队伍之中，开辟对边界（borderlands）和出于边界地带的思想、人物、文化、认同、物品的研究的研究领域，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2000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在本德（Thomas Bender）的带领下，写就了著名的La Pietra研讨报告，提出将美国史的研究带入到世界史的背景之中，鼓励历史学家把美国史与世界史结合起来，观察和写作美国历史的发展如何受到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为美国学生和公众提供一个新的历史知识结构，以便在全球化时代能够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想象力。

 
    侯深老师在评议中谈到，第一，美国史学科的发展带有某种美国例外论的偏见，但是它也有独到之处，那就是对自由的追求，在美国，史学研究始终保持着学术独立性；第二，从王老师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史研究始终具有反抗权威的精神，每一次学术范式的更替几乎都是学生对老师的反抗；第三，美国史研究对于中国史研究来说也很重要，因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摆脱不了其所身处的美国史研究环境的影响。

    最后，王希老师与现场的同学们就新清史研究、美国史的国际化能否超出西方中心主义、五四运动与进步主义运动的比较、史学研究中的族群与认同、学术范式的转变等问题进行了热烈又深入的讨论。

（文/图：清风学社；本次讲座新闻稿经主讲人王希教授审订）